《韩待外传》尽管名义上依附于《诗经》，但它使用的材料却来自几个哲学学派的著述并加以折衷。

但所谓王法究竟是甚么呢？所谓制作究竟又是些甚么呢？很显然，今文学家必还有一套和革命、素王思想一贯的具体的典章制度存在，但这在现存资料中，却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很显然，乡遂异制正是周人处理被征服部族的办法。

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1]。兼爱之极则不别亲疏一律平等，尚贤之极则至于选天子。[6]东汉以下的学者放下规模宏大的四郊明堂及其所具重大政治意义不讲，反因《考工记》和《大戴礼》的差异而纠缠在五间房子、九间房子的争论上，正是毫无意义的。孟子既说周人百亩而彻，似乎周人行彻法是肯定的了，但他又说虽周亦助也，岂不是自相矛盾么？孟子既引龙子治地莫善于助的话，想来他是同意这个说法的。或者是凭口授不著竹帛，或者是以阴阳五行为烟幕，或者是托于古圣先贤以为掩护，这都迫于专制淫威，不得不如此。

三雍宫应当就是献王对答武帝的内容，就是指的明堂制度，这就使我们知道，赵绾、王臧以请立明堂而被杀，河间献王也因畅谈明堂制度遭到忌妒而抑郁以死。[3]《白虎通》又还有以功德黜陟迁位的办法。《汉书·盖宽饶传》载：宽饶奏封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然则文王、周公所遭遇之运，武王、成王所先后之政，苍精受命，短长之期，备于此矣。《白虎通义·巡狩》说：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4]儒家正是吸取以墨家思想的中心为儒家思想的中心。洛阳在周时称成周，是周公镇压了武庚（殷后）、管叔、蔡叔的叛乱后，迁殷顽民聚居于洛而筑的新城，殷人的田制原来就是助法，周人灭殷以后，在殷人居住地区（如六遂之类）仍然施行殷的旧制，而在周人聚居的地区（如六乡）则仍施行其自公刘以来就实行的彻田为粮的彻法。

[1] 《风俗通义·正失第二》。叶水心说：六乡于王畿为近，而皆君子，故使之什一自赋，其粟则藏于仓人。

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所说小康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禹、汤、文、武、周公、成王由此其选也。干宝注《易》用此，想来也是本于京房的思想。言召公述职亲说舍于野树之下也。

于此，我们知道《孟子》、《周官》所说历史上的井田制度绝不是甚么王天下、致太平的理想制度，而是征服者统治被征服部族的极不平等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反映而已。但这二千多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剧烈。周末积弊多，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易传》则是承认桀纣所受的天命，但是却认为这个天命是可以革去的，明确提出了革命的概念。

而且先有理论而后有制度，又是学术发展的自然次序。《汉志》所列九流及兵家实只儒、道、墨、法四家而已。

同时又不能不用阴阳五行为外衣当烟幕，这便成为后代纬书（不是谶记）的来源。我们如其专从某一派的认识来批判孔子，而不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和学术演变上来看孔子，其结果不过只批判了某一派的学术思想而没有真正批判到孔子。

在这些制度中，学校已经是普遍设立在乡里，人民已能普遍地受到教育，这和《周官》中的乡遂异制又大不同了。述其职者，述其所职也，还不是以述职为黜陟，述职的解释也还同于《孟子》。干注说：文王之忠于殷，抑参二之强，以事独夫之纣，祈殷命以济生民也。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从前面所论，我们知道周代的种族歧视很严重，贵族、国人、野人之间界限和差异是严格的。郑康成注：此谓造都鄙也，制井田异于乡遂。

子思曰：‘……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者也。巨子就是墨家理想的应当立为天子的圣人。

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长时间在经学上所存在的今古文学之争，便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依放以长其身之文也。

这是相互影响之最显著者。而今文学家偏偏要想在这样的场合来议论国政，而又适遇雄才大略的专制君王——汉武帝，赵绾、王臧怎么会不招致杀身之祸，河间献王又怎么不招致忌妒呢？明堂议政这一思想，一方面源于太学议政，另方面也源于《周官》的外朝致万民而询焉的制度。

反过来说，就是彻法施行于君子。《公羊》家只言文质，只言从殷，《公羊春秋》言从殷，是有取于法家的理论，法家是法殷的，法家扩张军权，排斥贵族，这是他认识时代，是他的进步，《公羊》取法家，所以讥世卿，这是清楚的。可知《齐诗》所说亥为革命的革命，正是我们前面所说汤武革命的革命，辕固所说汤武受命的理论正是和五际、革命的理论是一致的。这说明居住六乡的人当兵，居住六遂和都鄙者则不当兵。

《曾子》、《孝经》所讲的孝道已较孔、孟所讲的孝道：大大向前发展了，其内涵已经不同了。[2]儒家吸取墨家思想而又能进一步发展者，当以《礼记·礼运》最为显著。

[3]李源澄氏说：讥世卿是《公羊》义，非《春秋》义，这是很正确的。在理想的教育制度中，又是通国立学（详下）。

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行禘祫、叙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政谓之明堂，行飨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雾、望氛祥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宫。弟子问政者数也，而夫子不与言三代损益，以非其任也。

[1] 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一下。《礼记·礼运》有大同、小康之说。[1]为兆民这一思想就是要往费，往中牟的主脑，这是孔子思想的根本，是孔子学说的最高准则，孔子把让天下当成小事，把为兆民认为是大事，这是何等精透的识见。盖儒者数传之后，墨家兼爱、尚同之理想，已大见重于世人，孔子所谓尧、舜犹病者，而墨子以为实行不难，子游弟子等乃援墨入儒，谓仲尼亦有此说云耳。

但应当指出他们所说革命的含义，并不同于现在语辞的革命，只是认为天子所授的天命是可以革去的罢了。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些事实成为他们的迂腐成见，而他们认为必须要有七十里或百里才能革命。

《荀子·非十二子》说：子思、孟子按往旧造说，造为五行。孔子毕竟是春秋时代的人，不能不有着时代的局限性。

《春秋》的微言大义不敢著于文字，正以迫于当时君王威权势力。乡遂在学制上的差别也取消了。